不见不散 擅长:物理学「理论物理学」 发表于:2018-01-19 12:01 观点证

代码我只服雷布斯!分享雷军22年前写的代码

身为小米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雷军的名字如雷贯耳。其实扒扒雷军的年轻时代,其实他大学读的是计算机专业,是程序员出身,而且一干就是10年。有网友曾说“代码只服雷军”。雷军的代码水平真的很牛吗?有网友分享了一篇雷军22年前写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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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心爱的代码被新程序员格式化

对于雷军来说,虽然现在他更加专注在产品开发以及管理方面,但是曾经他对心爱的代码视为珍宝。之前来了一位技术支持人员,而这位技术人员进公司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帮雷军整理他的硬盘。一位理解错误,原本只要覆盖式的安装系统就可以的事情,这位程序员却把雷军的硬盘格式化了。这些代码是雷军多年来积累下来,而且也是他的最爱,就这样成为 炮灰,相信雷军非常难过。

编程是技术,也是一种艺术。

雷军认为,编程的工作同石匠的工作相类似,即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而编写优秀的软件,算是一件比较难得事。编程是一门技术活,因此才有可能大规模的进行,进而才会有软件工程。此外,因为编程是一种艺术,因此有很多好的产品。
雷军22年前写的代码 你见过吗?

雷军关爱下属,亲自指导女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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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己是程序员出身,雷军在技术方面的水平不用质疑。雷军对于下面的程序员,也是很关照的。早前,雷军亲自指导美女程序员的一张图片爆红。从曝光的图片来看,这名由雷总亲自指导的女程序员,竟是位前端开发工程师。雷总下基层,还亲自指导码农,小米不强大都说不过去。

当然,上面的只是雷军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曾经,雷军认为自己会干一辈子的编程。但是现在,雷军作为小米董事长,身价已经不能用数字来衡量了。他接触程序的机会,相信是少之又少,因为下面有很多程序员帮他干活。

雷军20年前作文曝光:我会当一辈子程序员

"程序人生"的作文
From: Lei Jun
To: Dai Jun
时间: 1996-08-31 00:28

戴老师:
你的命题作文我已经写完,如有不妥之处,请指出。今天下午我已经写完,但突然 ZRM 死机,我没有存盘。晚上只好接着写,真是不幸。文中如有错漏之处可能是我第二遍写漏了。
本文参考过WT和JH的有关讨论信,在此致谢。
=== CUT ===

程序人生
[题记] 如果程序人生的话,这条路太漫长
"程序人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刚开始时我并不明白。这个词源于业余BBS站,站上PROGRAMMER栏目的中文名就是这个词,英文翻译过来就是"程序员",但程序人生又比程序员多了很多含义,似乎多了一种沧桑感。但不管这么多,讲讲编程感受不算跑题。

首先我先讲讲自己的路,这样也许大家才能相信我的坦诚和我的这篇编程感受的真实性。这些感受是我个人感受,不全面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我的程序人生路

我并非天生喜欢电脑,上高中时也没有想过程序员的生活。我学电脑非常偶然,小时候的一个好朋友上大学时选择了电脑专业,为了和这个朋友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也选择了计算机系,开始步入程序人生的道路。

当我学了一点电脑知识后,就发现电脑将是我人生的最爱。读书时,我不是特别会搞关系的人,同学关系说不上差,也好不到那里去。我是八七年上的大学,我们大一下学期才有专业课。当我有资格上机的时候,发现电脑世界太美妙,就一头扎进去。当时用的是 Motorola 68000 (相当于 Intel 8088), 540K 的内存,运行的 UNIX 操作系统,八个人一起用。

大二学 PC,又过了一学期,开始出现在老师的实验室,帮忙干活,当时写了现在还有人用的 RI (一个清内存的小工具)。又过了一个学期,开始和校外的公司接触。大二暑假,和一个朋友组建了 Yellow Rose 组,写了我第一个商品软件 BITLOK 0.99。后来开过公司也写过一些软件。

大学毕业后,分到研究所,不太适应研究所的气氛。跳槽到金山软件公司,开始了职业程序员的生涯。后来成了北京金山软件公司的经理,但我还是一名程序员。

编程的感受

--- 程序员活在自己想象的王国里 ---

我刚接触电脑就发现电脑的妙处,电脑远没有人那么复杂。如果你的程序写得好,你就可以和电脑处好关系,就可以指挥电脑干你想干的事。
这个时候你是十足的主宰。每每你坐在电脑面前,你就是在你的王国里巡行。这样的日子简直就是天堂般的日子。

电脑里的世界很大,编程人是活在自己想象的王国里。你可以想象到电脑里细微到每一个字节、每一个比特位的东西。
--- 我爱编程这个工作,可以肯定我会干上一辈子 ---

不少人认为程序员最多干到三十五岁就可以收山换环境了,脑子也差不多该歇歇了,体力也不支了。并认为写程序是年轻人的事情,到了一定岁数,估计没什么人再当程序员了。

当我刚有一点水平的时候,我也认为编程辛苦,也想三十岁后干别的。当我年长一点后就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一个人大学毕业就二十一二岁,有点水平的时候可能二十五,接着就是老婆加上孩子和房子等等诸多事情。

一切搞掂的时候,也许就是三十五岁。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选择程序人生的道路。

电脑进入我国时间不短,但真正大规模开始用,还是八五年 PC 开始的,因此国内真正写电脑程序的人最长也就写了十几年(不知道是否还有这样的人)。由于电脑应用在国内时间比较短,国内开发的主力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

但这不表示程序员如同红粉佳人般的容易衰老。美国和台湾开发以三十四十多岁的人为主。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什么不能做的(现在还能听到这样的豪言壮语),而且更要命的是好象我们特别聪明,特别适合开发软件,比老外强得多。当我们真正接触那些杰出的开发人员的时候,发现他们太厉害了,都有十多年的开发经验。虽然也有很多年轻人做了很多好东西,但决大多数的产品出自这些有丰富开发经验的程序员的手。

刚毕业的时候,编程不仅仅是爱好,而且也成了一辈子的工作。整天不知道写些什么东西,觉得特别没劲,找不到感觉,特别灰心。后来,才明白,只有全身心地投入,程序才会有意识。

写程序简直是在自杀,巨费精力巨费脑子巨累。但我爱编程这个工作,可以肯定我会干上一辈子,虽然我没有打算一生只干这一件事。用一生来编程序是一件既容易又困难的事。如果碌碌无为,为交差写点程序,这样写两辈子的人都有。但如果想全身心地写程序,写十年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我不少朋友都洗手了,有时我也想"用什么电脑,Windows 外的世界不是也很大吗?"。面对电脑的时候,立刻顿悟:电脑还是自己最擅长干的事,也是最顺手的事。

--- 高级程序员不是追求的目标 ---
有的人学习编程技术,是把高级程序员做为追求的目标,甚至是终身的奋斗目标。后来参与了真正的商品化软件开发后,反而困惑了,茫然了。

一个人只要有韧性和灵性,有机会接触并学习电脑的编程技术,就会成为一个不错的程序员。刚开始写程序,这时候学得多的人写的好,到了后来,大家都上了一个层次,谁写的好只取决于这个人是否细心、有韧性、有灵性。掌握多一点或少一点,很快就能补上。成为一个高级程序员并不是件困难的事。

当我上学的时候,高级程序员也曾是我的目标,我希望我的技术能得到别人的承认。后来发现无论多么高级的程序员都没用,关键是你是否能够出想法出产品,你的劳动是否能被社会承认,能为社会创造财富。成为高级程序员绝对不是追求的目标。

--- 编程不仅仅是技术,还是艺术 ---
有人认为编程是一种熟练工种,也有人把编程说成是艺术创作。这两种意见争论比较激烈。

我们换个工种来看,石匠应该是熟练工种,属于工人,更艺术似乎沾不上边。但正是这些石匠,给我们留下多少文物古迹,如乐山大佛、莫高窟等等。应该说这些石匠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文化财产。

现代软件工业已具相当规模,很多软件的完成需要的是大兵团作战。
一名普通程序员接受编写某一模块的任务后,往往只是写代码,发挥的余地很小。

在大项目中,很多程序员只能了解到和自己所编模块相关的很局部的细节,另外还受到开发环境的限制,真的很难体会到自己在从事"艺术"创造,更多的时候是感到自己在从事重体力劳动。有的时候还担心自己苦苦参与的这个项目究竟有没有意义,是不是在同类产品中有竞争力,会不会开发出来以后就因为硬件的发展,操作系统的换代而过时...

我认为编程的工作和石匠比较相似,有很多是技术活甚至是体力活,但编写优秀软件是件很难的事。这两种想法都有片面性,编程应该说两种属性都有。编程不仅仅是技术,也还是艺术。


编程是技术活,才有可能大规模进行,才会有软件工程。也正是编程是艺术,才会有如此多的好产品。
=== END ===

发表于:2018-01-19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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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南麓,好风依依 擅长:想象「空想人士」 发表于:2018-01-17 21:01 观点证

宽恕

链接:TED演讲:男女平等,匹夫有责

  “宽恕是一种美德”。

  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宽恕便是辛德勒希望高斯所能拥有的东西。这部电影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也让我对宽恕肃然起敬。但是我意识到了不对。

  这个TED演讲说到,特权是不可感的。我在敬畏辛德勒的时候,并未想到,犹太人为何要被“宽恕”?他们根本不该被宽恕,因为他们和纳粹根本就是平等的。但是《辛德勒的名单》把悲剧渲染得那么好,以至于我——和那么多人人不禁心生怜悯,“怜悯”。仿佛他们天生就该让人怜悯一样,当我们心生宽恕,难道不就代表着我们自高人一等吗?辛德勒说的没有错,皇帝的特权是宽恕,但是我只听到了宽恕,却忽视了皇帝。当人开始宽恕,就不再有平等,至少在他心里如此。这个演讲中提到的那句话——“黑人女性抢了我的工作”——俨然一个高斯。

  但是我们又能怎样呢?如果我们是圣人,那么我们还可以继续追求平等,但我们离圣人太远。如果在二战那个年代,宽恕实在是个——矛盾的选择,这可谓是承认了君主制,但又是维持平衡的最好的做法了。我们宁可选择宽恕,因为这离我们近些,但高斯的枪提醒我们,那句愤怒的“黑人女性抢了我的工作”提醒我们,皇帝依然在。

  我们能平等吗?皇帝无处不在,人首先该为自己着想,这不是生来就有的么?我们可以重拾礼教,但这不是第一次了。礼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知道,毕竟宽恕可谓是礼教的精髓了。教化出的是圣人,还是皇帝,我们不知道,虽说看起来一样,社会都会更好。

  何况皇帝做得好,便和圣人没什么两样,但是?

发表于:2018-01-17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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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跑的鱼 擅长:科技 发表于:2018-01-16 10:01 观点证

没有他,北大不会这么好;但没有北大,他会活得更好

100年前,北京大学迎来一位新校长。

新校长上任前,从国外回到上海,许多朋友劝他,千万别去接那块烫手山芋: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整顿不好,就会搭上自己的名声。

也有少数人为他打气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算失败,也是尽了心。

最终,他选择了听取少数派的意见,北上进京。

如我们所见,他成功了,他后来被誉为“北大之父”,成为北大校史上“永远的校长”

然而,他自己从未认为自己成功了,他觉得失败,并为此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内心苦闷。

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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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在就职演讲中,他开宗明义为北大定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就是研究学问的地方,这么直白的道理还用得着重申吗?用得着。

北大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但大多数学生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不认真读书,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蔡元培指出当时北大学生的心理说:“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顾颉刚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当时对北大的印象相当不好。他说,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

那时在北大学生中流行一种坏风气,叫做“结十兄弟”。

何谓“结十兄弟”?顾颉刚解释,就是气味相投的十个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

不仅如此,北大的师生,还是京城最著名的嫖客群体之一。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是最好的主顾。

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之前,北大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北大。

他在就职演讲中,对那些求升官发财的学生表达了不欢迎的态度:“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所以,他要重申,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不要抱有其他目的来北大。

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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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新校长蔡元培要做的事很多,但第一件事就是以言传身教矫正腐朽的校风。

北大沿袭京师大学堂的衙门形式,校长、舍监、主任等视校役(后勤人员)如奴隶。蔡元培到校后,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使得这班服从惯了的仆人看了吐出舌头来。

后来,他还发动组织校役夜校,为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权利。夜校教员70多人,全由北大本科学生义务担任。

旧北大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都要写呈文,就像官府一样。蔡元培当即出一布告:“此后学生对于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

为了提升师生的道德修养,他还发起组织进德会。他慨叹当时风气日下,道德沦丧,欲在二千人的北大试行挽救。

进德会会员定为分为三种——

甲种会员: 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 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丙种会员: 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进德会成立后,北大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积极申请入会。仅半年左右时间,会员就达到400多人。许多知名教授都争先加入,蔡元培自己申报了乙种会员,并以此戒律奉行终身。

相比旧北大,蔡元培治理下的北大,打破了特权阶层分化,强调师生员工的一律平等和融洽互助。

这一点其实不难做到,但中国大学百多年发展史上,鲜有校长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什么?

因为很多校长没有魄力和勇气,从革除自身的特权做起。他们在表面上吹嘘校长的功能只是服务大学,服务师生,服务学术,但在本质上却走向了它的反面,让大学服务自己,师生服务自己,学术服务自己。

蔡元培是个少有的例外。这固然与他的认识、理念与修养有关,但也与他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他是前清的翰林,看出清廷不可为,毅然辞职归里,从事人才教育和排满革命,甚至主张暗杀主义,秘密租房子,研制炸药,连命都可以不要。

民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的为人,又毫不留恋地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去当一名老留学生。

权力、官职、地位,乃至生命,没有一样不是他可以舍弃的。这些东西,对常人犹如鸦片,越抽越有瘾,对他却毫无诱惑力。

一个北大校长的头衔,在世俗成功的意义上,对他的吸引力几乎为负数。他连前清翰林、民国首任教育总长都可以舍弃,还会在乎北大校长,还会汲汲于一校之长的权力欲?

所以,他可以先革去校长的特权,再大刀阔斧开展北大改革。

蔡元培曾主张暗杀主义,图为油画《蔡元培与光复会》,表现秋瑾入会与蔡元培见面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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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一切改革,先从自己做起,反对之声就会少很多。这或许是蔡元培治理北大成功的秘诀。

担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给老友吴稚晖写信,说学校风纪败坏,应对之法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

他不拘一格,为北大延揽了许多人才。

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他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馆访问陈独秀,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他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说陈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

24岁的梁漱溟中学毕业后自学哲学,蔡元培看到他的哲学论文后,当即决定聘他为北大讲师。梁漱溟极为惶恐,蔡元培说服他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但我们也没有找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

蔡元培主导下的北大,可谓人才荟萃,名师辈出。这批日后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人物,当时绝大多数都在30岁左右。其中,胡适、刘文典、刘半农年仅27岁,最小的是年仅24岁的徐宝璜,他既是经济学及新闻学的教授,又是校长室秘书。

蔡元培以这批青年才俊为骨干,努力把腐朽的“官僚养成所”改造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在这一时期,他提出并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只要有真才实学,不问学术观点、政治倾向,都能得到北大的接纳。

北大出现了一道很有意思的风景:最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最保守的辜鸿铭、刘师培,同时在三尺讲台上宣讲自己的学问之道。

但是,兼容并不意味着蔡元培对不学无术者的容忍。

当时北大各科尚有若干洋教员,皆从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请托介绍而来,学问参差不齐,作风懒散懈怠。蔡元培依照合同辞退了其中不合格的数人。于是有洋教员要控告校长,两名英国籍教员请英国公使朱尔典同蔡元培谈判,均为所拒。

朱尔典扬言“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元培一笑置之。

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是全方位的。他犹如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给老气沉沉的北大做了一次成功的换心手术,让其青春焕发。

而他本人最认可的一项,是奠定了教授治校的治理架构。

蔡元培反对大学校长独断独行,主张民主办校。1912年,他在教育总长任内手订《大学令》中,即有“大学设评议会”的规定,但未能切实施行。此次出长北大,正好可以以身作则做起来。

让懂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让校长回归服务的角色,没有蔡元培的气度雅量,这项自我束缚手脚的制度不可能建立起来。

熟悉蔡元培为人的教育家蒋维乔说,为公众事业,蔡元培可以做到忘其家、忘其身,做到功成而我不必居,名成而我不必享,无我、无功、无名。

1920年,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从左往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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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做校长不是蔡元培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建立一所符合他的观念的大学。

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影响,以及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效应,北大成了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后人把这些都当作蔡元培的贡献,但蔡元培自己却陷入了矛盾之中。

蔡元培是当时国内最早得知中国代表团将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人之一。他得知消息后,立即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告知此事。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示威爆发。

面对结队准备出发请愿的北大学生,蔡元培内心十分纠结。一方面,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所以过去他曾多次劝阻学生参加政治游行;另一方面,他又对学生极为爱护,教育总长傅增湘要他把学生劝回去,他在电话中答复:“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

然而,游行学生因爱国心切,做出了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等违法过激行为,这让蔡元培更难自处。

即便如此,他还是向北洋政府当局请愿营救学生,表示“愿以一人抵罪”。

作为校长,他有义务保护学生;作为校长,他也有责任维护校纪。对此两难处境,他的内心无疑是苦闷的。

迫于全国舆论压力,北京政府5月7日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场面十分感人。

但第二天,蔡元培就递交了辞呈,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9日清晨,他离开北京,一路南下。他说,“我倦矣”。

据当时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回忆,蔡元培南下后,他和其他师生代表赶到杭州,苦劝蔡先生回校。蔡元培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不过学生们示威游行,“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

但是这次爱国运动却给身为校长的蔡元培留下了巨大的难题,“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蔡元培坚持不答应北大师生的挽留。大学校长的位置如果与他的办学原则出现了冲突,他一定是舍弃前者,保全后者。

更何况,他深知,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五四运动给予他的心灵困境,问题不在学生,不在北大,而在国家。

他写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明确列出他坚决不肯回任的三条理由: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

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这三条理由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蔡元培实际上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

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蔡元培的北大校长之旅,充满了个人的痛苦挣扎,然而谁人能解?

世人只看到蔡元培赋予北大的伟大意义,却看不到做北大校长给他留下了多少内心苦闷。

蔡元培改造北大是为了学术救国,而不是政治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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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吊诡的是,蔡元培可以没有北大,但北大不能没有蔡元培。

在他离开的日子,北大群龙无首。北京政府曾任命了新校长,因学生反对而无法到任。这种情况下,蔡元培只好再作“牺牲”,不得已答应回校。

在此后的日子,他也从未妥协,从未恋栈。无论是政府、学生还是政局,任何一方逾越了他坚守的底线,他就不惜与之对抗,不惜提出辞职。

尝到抗议甜头的学生,确实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在北大讲义费风波中,学生不愿意交讲义费,认为理所应当,还组织起来闹事,蔡元培很愤怒,直接撸起袖子要和学生决斗。然后,他提出了辞职。

北洋政府因为派系斗争,教育总长彭允彝构陷财政总长、北大兼课教师罗文干,干涉司法独立,蔡元培极为愤慨,突然提出辞职,理由是“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

总之,从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到1927年离任,蔡元培一共有七次提出辞职,但都未获批准。

有学者统计,这10年间,北洋政府的总统换了5次,还有临时执政1人、摄政2人,内阁总理换了30次,而蔡元培一直是北大校长

实际上,他真正主事北大仅五年半时间,后期多由蒋梦麟代理。他只挂北大校长之名,这也让他感觉十分惭愧。

他本人认为,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失败的。

他本想把北大办成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向欧洲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大学看齐。但是,1920年代的政治斗争使北大偏离了学术的轨道,这是他无力扭转的现实,也是深感遗憾的原因。

1927年夏,张作霖攫取北京政权后,没有蔡元培的北大,彻底被带回了蔡元培时代之前的老样子。

直到国民政府北伐胜利,蔡元培又短暂做过名义上的北大校长。1930年9月之后,他总算彻底卸下了北大校长的光环。当然,所谓光环,在他眼里,其实是个紧箍咒。

在1929年北大成立三十一周年之际,蔡元培说,五四运动期间,北大的历史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地处首都,而且是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现在首都南迁,北大不过是许多大学中的一校,不应当吃老本,妄自尊大。

他尤其不忘自己办校的初衷,要学生们以学术为唯一目的,不要想包办一切。

虽然没有说得十分直露,但他无疑是在暗示,北大在政治运动中陷得太深了,没能达到他的期望。

彻底告别北大后,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1940年去世。

他的一生,算是身居高官显位,但个人和家庭生活极其俭朴,到晚年都没有一所自己的住宅。

蒋梦麟、胡适等人联名写信给他,希望给他献奉一所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物。可惜的是,因为抗战爆发而未能实现。

去世时,蔡元培穷困潦倒。曾任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的王世杰回忆说:“蔡先生为公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物以处丧事,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还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但即便是“生无所居,死无所葬”的一代完人,蔡元培亦难逃流言的诋毁和诽谤。直到1949年,五四运动已经三十周年了,还有人写文章说,蔡元培办北大,目的是在做总统,而北大即是他总统梦的温床。

社会的不公和中伤到了此等地步,难怪蔡元培当初一再要逃离北大校长职务。

是的,蔡元培对于北大的意义,远比北大对于他的意义重要得多。

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蔡元培生于1868年,今年是他诞辰150周年。我们纪念他,却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

大学校长何其多,世上已无蔡元培!

发表于:2018-01-16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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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陵君 擅长:哲学「黑格尔」 发表于:2018-01-17 10:01 观点证

朱元璋死前为防后宫祸乱,恢复一项禁用千年的制度,简直残忍至极

欧洲中世纪的“束腰”和中国古代的“缠足”在如今都被看做是惨无人道的,然而在古代中国,却存在一种令女性闻之色变,更为惨绝人寰的制度——殉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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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人殉葬起源殷商时期,当时的人相信死后灵魂可以继续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些拥有生杀大权的帝王将相死了以后仍希望在另一个世界称霸天下。因此他们的葬礼都是按照“视死如生”的想法办理,生前服侍自己的妻妾仆从都要随葬。因此这些妻妾成群的贵族去世也要夺去许多年轻女性的生命。

二,这种残忍野蛮的活人殉葬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一度受到非议和反对,考虑到江山稳固,活人殉葬到秦汉时期逐渐变少,就连暴虐的秦始皇,也是以陶俑代替人殉葬的。汉朝时期,制度性的人殉被正式废除,此后,殉葬便鲜少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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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哪料得在一千年后,人殉之风死灰复燃。明太祖朱元璋虽有不世之功,可有两大备受史学界非议的地方,一是酷刑滥杀,二是恢复人殉。明太祖建朝后,为稳固新建的朝堂,开辟一个崭新的朱氏天下,斩杀了十几万贪官,为防止后宫惑乱朝政,威胁江山稳定,恢复了野蛮又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临终之前,发布了一生中最后一道命令“责殉诸妃”,也就是命令妃嫔们为他殉葬,到地下去服侍他。这道命令,复活了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以活人陪葬的人殉制。公元1398年,太祖驾崩,其孙朱允炆继位。根据朱元璋生前的遗嘱,朱允炆命后宫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一起陪葬。命令刚下达便在朝廷引起了混乱,哭天喊地的声音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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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要殉葬的妃嫔、宫女都是在宫中被缢死,然后再装敛入棺从葬。殉死时,其状甚惨。因为有朱元璋的示范带头作用,在帝王葬制中几乎消失的生殉制,又死灰复燃了,并流行了起来。诸王以及建功立业的大臣也纷纷效仿,虽未成制,却也逐渐成为一种惯例。

殉葬的妃嫔多是宫廷之中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正史中记载的应该只是少数,没有记载的应该是大多数,当时诸王葬礼都应有许多女子殉葬,而这些女子却连被记载下来的资格都没有,成为无名冤魂在地下陪伴着君王。鲁迅先生也曾抨击过这毫无人道的人殉制度,在这吃人的人殉制度下,不知还有多少正当青春年少的女子因此丧命,而她们却无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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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花季少女,因为朱元璋的一道圣旨而冤死。这种封建社会残忍至极又令人发指的陋习,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

发表于:2018-01-17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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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崖子 擅长:测试「测试账号」 发表于:2018-01-15 10:01 观点证

《肖申克的救赎》好看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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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赎》毫无疑问是一部好片子,没有动作,没有特技,甚至没有美人,却依然能深深打动观众,并且历经十几年而魅力不减。它靠什么吸引我们?

有人说是因为它反映出了“人性之韧”。确实,用一把小榔头,近20年的时间,在人身控制极为严格的法西斯式监狱,挖出了一条逃生的小隧道(或许叫敲凿出了一条小隧道更合适,那个榔头实在太小了)。这难道不是体现了人的韧劲吗?

不过我觉得这个情节明显是戏剧化的,这只是导演在情节安排上的需要,这样的结尾只是为了反映安迪的“自我救赎”最终成功了,否则整个情节和主题难以为继。所以有人认为,《肖申克的救赎》反映的其实是“希望”对于人是多么宝贵。是的,片中直接讲到希望的地方就有很多。比如安迪在逃狱后给瑞德的信中所说的:“Remember, 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 或许这正是作品和导演想告诉我们的。“Fear can hold you prisoner, Hope can set you free。”这句话已成名言。

对我来说,《肖申克的救赎》打动我的地方不仅于此。

先说说我对影片中人物的看法。一个鲨堡监狱,里面的囚犯和官员,似乎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众生相。

典狱长诺顿高高在上,平时道貌岸然,对圣经倒背如流,实际上攫取利益时不择手段,残酷、阴险而贪婪。狱警长海利和其他警员,凶狠残暴,充当诺顿的打手,草菅囚犯的人命。他们是不是象极了我们现实中的掌权阶层?我称之为鲨堡这个“小社会”的统治者。

囚犯中也有不同。除了主人公安迪之外,瑞德(Morgan·Freeman)当然是关键人物,我认为他是整部影片的线索:其实,整部电影中对白不多,影片很多想展现的东西都是通过瑞德的独白说出来的,其中多半都是瑞德对鲨堡生活的反思总结和他对安迪的解读。

瑞德是一个睿智的人,他在鲨堡混得非常好,犯人们的需求“没有他搞不到的”。他的智慧也洞悉了鲨堡生活的本质,他对安迪说:“在鲨堡,希望是一个危险的东西”,这是智者之言。放在我所处的环境中,人们一定会说“瑞德同志非常成熟老练”云云。但是,和现实中的那些所谓“智者”一样,尽管瑞德看清看透了鲨堡的本质,但他没想过去抗争,更不用说是影响和改变别人,他只是顺应鲨堡的规则以求自保。直到安迪出现,改变了他,并最终引导他走向了自由彼岸。

汤米,影片主要人物中最晚到鲨堡的,他和安迪一样,对生活充满希望,并在安迪的帮助下为之努力,可是他年轻幼稚不懂自保,结果在即将获得成功的时候,因为知道了安迪被冤的真相而被诺顿和海利谋杀。

博格斯三姐妹,瑞德说他们是“禽兽”,是鲨堡这样一个环境中“培养”出来的鸡奸狂,我们可怜的主人公安迪数次惨遭其毒手。博格斯他们虽然不是鲨堡统治者的一分子,但他们是统治者威胁其他囚犯的工具。在汤米被诺顿和海利谋杀之后,安迪拒绝为诺顿洗黑钱,诺顿就曾以此威胁。但博格斯最终也是因为欺负安迪,影响了诺顿和海利们的贪污而被打成废人。

当然还有图书管理员布鲁克斯,这是最让我震撼的一个角色。老布的一生,深刻反映了“体制化”下人的一生。在鲨堡度过了大半辈子,终于被假释,获得了自由,可一旦离开了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他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有了身体的自由,但其实他的灵魂早已被鲨堡扼杀,属于他自我的世界已经被压缩到了最小。最终他只能选择从这个已经完全不属于自己的世界消失。为什么要安排老布这样一个人物呢?我觉得导演是想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安迪出现,老布就是瑞德和其他绝大多数囚犯们的未来。他是不是也象我们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人的未来呢?

而安迪(Tim·Robbins),我们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真正的人。“It takes a strong man to save himself,and a great man to save another。”瑞德可以说是一个“Strong man”,而安迪则是一个“Great man”,他救赎的不仅是自己,他也尽一切努力拯救囚犯们的灵魂。实际上整部影片关于他挖隧道逃生的情节是惜墨如金,以至于安迪逃走那一幕让我感觉相当突兀,这说明神乎其神的逃狱并不是影片的主题。而且瑞德告诉了我们,安迪在挖好地道之后并没有立刻逃走,他最终离开是因为汤米的死让他看清了诺顿们的残忍无情,看清了自己并没有能力救赎其他的囚犯。也就是说,尽管安迪已经做好了逃狱的准备,他也没有马上逃走,虽然他有拥抱自由的极切渴望——在他逃出鲨堡之后站在小河里拥抱风雨的那个俯视镜头相信观者都会印象深刻——但他仍然留在鲨堡帮助那些“无希望的人”。影片主要就是在这方面进行描写,我想这也是影片叫《肖申克的救赎》而不是《安迪·杜佛瑞的救赎》的原因。

安迪利用自己的特长为诺顿们洗钱,为囚徒们争取着不多的权益和精神空间,比如当安迪头一次利用理财特长为海利做事时,所要求的只是让海利请难友们喝酒,他自己不喝,微笑着看着瑞德和赫伍他们喝,别人都不懂安迪为什么这样做,瑞德明白,因为那一刻安迪让他自己和别人都享受到了自由的感觉。

再比如建设监狱图书馆、教汤米识字和帮助他考试等等。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利用监狱广播为众人播放《费加罗的婚礼》那一幕,那个情节非常恰当地体现出,安迪的救赎确实对鲨堡众囚颇有意义,而安迪也是一个真正的救赎者。特别是,当诺顿和海利们站在门外向安迪发出警告的时候,安迪却面带微笑地把留声机的音量调到了最高——可怕的惩罚就在门外,但是安迪没有退缩。这是真正的勇者!一个伟大的人!以至于我有这种感觉,安迪来到鲨堡压根就不是作为囚犯去的,而是作为救赎者去的。

写到这,可以回答以下问题了:《肖申克的救赎》到底是什么如此打动我?又为什么如此打动我?

首先,是“institutionalizing”对人性的摧残。片中多处对此有篇幅或长或短的提示。长的如老布这个角色,短的如瑞德的只言片语,他在假释后,不用向谁报告请示就能WC了,但他甚至因此而不习惯,“一滴尿都挤不出来”。再有象其他犯人,对于安迪所做的事,比如让海利甘心请犯人喝啤酒,放歌剧给犯人听,甚至每一个和狱方对话的情景,都是其他犯人津津乐道的谈资,他们觉得安迪的所作所为真是难以想像的。这样的情节,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作品。

其次,我认为这部电影主要就是在回答“面对‘institutionalizing’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而作者把所有我认为正确的答案集中在了安迪身上。有四点:

首先,对人生要保有希望,永远不弃。前面说到了,安迪在逃狱后给瑞德的信中说:“Remember, 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还有一个情节我也觉得说明了这一点,再进鲨堡的前几年,安迪遭到莫格斯三姐妹的十几次毒打和轮奸,但是在这样的黑暗生活下安迪并没有沉沦,他能做到,唯一的解释就是,安迪心中获得救赎向往自由的信念在不断的给予着他希望。(连理想和希望都没有的人,只是一堆行尸走肉,不管他富可敌国还是贫无立锥。)

其次,要有足够的勇气。安迪首次面对海利时;面对莫格斯们的侮辱时;特别是为犯人们播放歌剧时,做这些事中的每一件都面对着生死考验,但他毫无惧色,没有勇气怎能做到!(有理想而无勇气,那这理想几乎等同于无。)

第三,要有坚持行动的毅力。用一把可以藏在书中的小榔头,用近20年时间凿出一个逃向自由的隧道,没有毅力是绝对不行的。此外,坚持六年如一日的写信给州议会争取拔款,为犯人们建图书馆也是片中着墨较多的反映这一点的情节。(没有毅力和恒心的人,最高的成就只能是梦想家。)
第四,就是要有行动的智慧。这一点不必多说,相信看完全片,你会在心里赞一声安迪的才华和智慧。他的计划宏大而完美,安迪之所以能完成救赎并处罚诺顿与海利们,靠的正是他的智慧。(有勇气、有毅力,却没有智慧,那最终的结果往往并不是成功而是挫折和失败。理想仍然可望不可及)

1994年的奥斯卡太强了,《低俗小说》、《四个婚礼一个葬礼》、《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如此之多的强片。《阿甘正传》最终成为最佳影片,但如果让我选择得奖者,我更钟意《肖》片。因为,我认为《阿》片固然好,但更多是体现了美国的社会特点和美国人的价值理念,换句话说,它更像一部美国的“主旋律”影片。而《肖》片,它所反映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ing)问题,对于中国社会更有意义。我对影片中的那段话,“These walls are kind of funny like that:First you hate them,then you get used to them,Enough time passed,get so you depend on them。That'sinstitutionalizing。”,极有共鸣——这个可怕的过程正是我一直以来极力避免的。我不是生活在监狱中的囚犯,但我是不是其他某种形式的囚犯呢?救赎对我而言,恐怕也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发表于:2018-01-15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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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宁 擅长:计算机「软件工程」 发表于:2018-01-18 11:01 观点证

谈时间与空间

世界如果静止了会怎么样?你家的小猫还在吗?你家的小猫还能从一岁长到三岁嘛?

没有问题,你家的小猫确实还在,只是小猫却只能永远做小猫,所以我们很明白的能够想明白一个问题,物质存在决定了空间的存在,空间本生就是物质的,物质运动带来了时间,没有运动时间必然消失。

那时间究竟是什么?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大部分人感受的时间可以说是古代的沙漏和今天的钟表。我们看了一部电影,花了1个小时是因为钟表刚好转了一圈,如果把整个世界都理解为播放电影,那我们只是用钟表刻画了整个世界的播放,所以说,时间是用某种物质的运动去刻画某范围物质的运动序列状态,这个状态我们的感受就是时间。

由于运动导致了空间会被压缩或者拉长,这自然的就会引出来时间量和空间量的转化,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时间消耗产出更多空间,而通过加大空间,减少时间消耗。


发表于:2018-01-18 11:03:56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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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跑的鱼 擅长:科技 发表于:2018-01-17 21:01 观点证

三国争霸残酷事实:经济学家曹操是用实力碾压了诸葛亮!

据《三国志》记载,董卓死后,汉献帝回到洛阳,人们像看猴戏一样参观这位末代皇帝,皇室威严荡然无存。朝臣只能栖身在破壁残垣中,正部级以下官员要靠采摘野谷充饥,很多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田野中……

纷纷乱世,货币早就在战乱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粮食才是最金贵的物品。即使手里有货币,又怎么会有人肯把赖以为生的粮食卖给你?

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天下英雄又当如何自处?

1、曹操:“空手套白狼”赚来第一桶金

据说诸葛亮出山之前曾与刘备纵论天下大事,也就是所谓的“隆中对”。据说这场“隆中对”最初的来源是《三国志》中的一段描述,今天学界已经证明这段所谓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后人比照《三国演义》添加,并非《三国志》所写,《三国志》只为我们记载了曹操和谋士毛玠的“隆中对”。

当时,最强大的军阀首推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毛玠认为,袁绍为人多疑而少断(我始终认为,《三国演义》把袁绍的性格嫁接到曹操身上),根本没有紧抓经济建设,他的军队甚至靠野果充饥;刘表为人小富即安,只要不冒犯他的利益,他就不会主动进攻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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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袁绍、刘表都不可怕,曹操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只须“守位以财”。

这句话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永恒的真谛:要想成为世界霸主,必须有最强势的经济!

曹操“守位以财”的方法,在历史上叫作“屯田”。所谓“屯田”,就是招募流民开垦无主荒地,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曹操之所以能招募流民,是因为流民相信他能保护自己安心生产;曹操之所以能保护流民,是因为他身后有众多流民。

“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关键是第一只蛋——第一笔招募流民的钱究竟要从哪里来?乱世之中,无论增加税收(财政政策)还是铸造大钱(货币政策)都不好使。

大家都快饿死了,增加税收肯定捞不到油水;至于铸大钱,就算有人肯要,也没有粮食可卖。既然征税和铸大钱都骗不到财富,那就无须遮遮掩掩,直接明火执仗地抢劫好了!

定都许都之后,曹操收编的第一批黄巾军是青州流民,大约有一百万人。为了安抚这批流民,曹操挑选了其中的精壮者,号“青州兵”。然后,曹操亲自带着青州兵劫掠了从汝南、颍川来的黄巾军,夺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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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这些资财,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颁布《置屯田令》。流民每五十人为一屯,春夏耕种、冬秋操练。屯民如果使用官家耕牛(也是抢来的),收成与官家四六分成;屯民如果自备耕牛,则收成与官家五五分成。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好方法。仅仅一年,曹操就分到了一百万斛粮食。

成绩的背后是悲惨的屯民,他们要向曹操缴纳50%甚至60%的收成。这样的税率,很高吗?

高不高,要看跟谁比。

跟“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比,50%当然很高;跟其他军阀比,已经相当低了。聪明人不止曹操一个,所有军阀都想空手套白狼,都在招募流民。只不过,店大欺客,多数军阀并不在乎流民的生命,甚至不在乎生产多少粮食,他们只在乎自己占有多少土地。在他们眼里,是任人蹂躏的奴隶,不要说分成,流民经常连自己都养不活

东汉末年,但凡有点模样的军阀都要靠手下众多坞堡支持,谁也不敢禁止军阀圈禁流民,包括实力最强大的袁绍和刘表。毕竟大家要靠小军阀支撑台面,禁止抢占流民和土地,见面怎么好意思再跟人家打招呼?

曹操,是唯一禁止圈禁流民的大军阀。曹操本出身寒门,跟坞堡没有多少利益瓜葛,所以,他能下得去手。50%的开价确实黑了点,但比起要钱又要命的其他军阀还是宽松了很多。何况,50%~60%的税率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只执行了一年。官渡之战后,立即改为“每亩每年四升谷,每户每年两匹绢、两斤丝绵”;遇灾年,官府赈济灾民;遇丰年,税率不再提高;屯民可以自由选择,留下屯田或者离开。四升谷、两匹绢、两斤丝绵已经是屯民的所有负担,此外,任何人不得向屯民摊派杂税、徭役、兵役。


2、曹操打败袁绍背后的经济玄机

看着曹操挟持汉献帝,看着曹操的一百万斛粮食,看着流民不停投奔曹操,袁绍马上意识到不能由着曹操折腾下去了,否则,很快就轮到自己四处流窜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仅在曹操开始屯田后的第三年,袁绍提兵十万进犯许都,试图一举消灭曹操,并劫夺汉献帝。对这场战争,袁绍满怀信心。

袁绍是征讨董卓的主力,手下将士身经百战,光铠甲就有一万多领。曹操的青州兵总数只有三四万人,其实就是一群吃不饱、穿不暖的流民,连铠甲也只有十几领。双方真在战场上硬碰硬,不用一个回合青州兵就得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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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确实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有猜对故事的结尾。

僵持一年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双方决战于官渡,袁绍堂堂十万大军只落得八百轻骑逃奔北方的结局,官渡之战以袁绍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我们无法为您解析战争中排兵布阵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为您解析战争背后的经济玄机。

决战之前,袁绍的监军沮授曾建议不要急于决战,曹操只有一州之地,屯田也才刚刚开始,只要派兵驻扎在兖州境外,在春耕夏收之际不断派兵骚扰,不出三年兖州就会大乱;如果同时“外结英雄”,让刘表、刘备等人同时骚扰兖州,不出两年,曹操将不战自溃;如果非要一战解决曹操不可,万一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玩过《帝国时代》的人一定知道,在从“黑暗时代”升级到“帝国时代”的过程中,只要不断派兵骚扰对方生产,就一定会降低对方军事实力。真实的战争也是如此,如果想在战争中事半功倍,就一定要先摧毁对方经济——1990年,在美国“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之前,伊拉克已经被“禁运”、“制裁”搞得奄奄一息。

袁绍谋士的点子相当中肯也相当阴损,可惜,袁绍果然是一个多疑少断之人。他不但没有采用沮授的建议,反而集中了冀、幽、并、青四州的全部存粮,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出兵之前,袁绍满怀信心地向战士宣布,军粮足够支撑一年以上,希望战士们安心作战,一年内保证大家能吃上饱饭!

约一万多车粮食,浩浩荡荡运往官渡前线——那可是曹操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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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看到了袁绍的强大,曹操才坚定不移地执行了逃跑计划,他一路从黄河以北的官渡逃到黄河以南的阳武、滑县,每次都是闻风而逃,绝不损失一兵一卒。

从建安四年九月开始,整整一年时间,袁绍从来就没有接触过曹操主力。因为,曹军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打仗,而是摸黑打闷棍之类的小贼行为——偷袭敌军粮道。

官渡决战之前,曹军的最高战绩是一次就烧掉了敌军几千车粮食。袁绍要在兖州地盘上找到曹操主力,就如同东汉军队当年在大漠上找西羌骑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东汉经济如此强大,尚且被西羌拖累到天下大乱,何况不富裕的袁绍。出兵作战不是公费旅游,十万适龄男子,一年多时间光吃饭不干活,粮草又不断被袭击,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日复一日的游荡中,袁军的锐气早就被消耗得一干二净。

建安五年八月,曹操终于找到了袁绍最大的屯粮之地——乌巢,并一把火将之烧了个干净。消息传来,袁绍十万大军在前线向曹操投降,自此袁绍失去了争霸天下的实力。

袁绍在北部四州卯足了劲刮地皮的时候,曹操在兖州干什么呢?

答:斗地主、减租减息、分田分地真红火。

官渡决战当年(建安五年),曹操宣布缓征屯田户所有份粮,颁《抑兼并令》。明确禁止各地坞堡收容流民、抢占无主土地,坞堡不能再奴役流民,举凡收容流民,都要直接成为曹操(国家)的屯民。无论是天皇贵胄的皇亲国戚,还是位极人臣的宰相,都必须遵守这道《抑兼并令》。

例如,曹操的堂弟曹洪。董卓之乱的时候,曹操被董卓军队袭击,曹操的战马不幸死亡。危急时刻,曹洪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说:“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但天下不能没有曹操(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公)。”

战乱之中,让出战马,相当于让出自己的生命啊!

当时,曹氏兄弟抱头而泣,曹操发誓定不辜负曹洪。

胜利了,曹洪既是曹操的亲戚,又有如此资历,自然要把家业做大做强。面对曹操的《抑兼并令》,曹洪倒也不敢公开抗命,只是让手下豪奴在长社县私自招揽流民,隐匿土地不缴税款。

结果,长社县令杨沛一点面子也没给曹洪留,亲自跑到曹洪家里把人抓走,不但当街把豪奴的腿打折了,还终日把人放在大街上作为反面教材展览……曹洪是一个厚道人,看到仆人替自己受过,就跑到京城找曹操,希望能把人先捞出来。不用说曹操、曹洪是堂兄弟,就凭当年让出战马的情分,曹操也应该给曹洪几分面子。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曹操不但没下令放人,反而将那个替曹洪背黑锅的仆人拉到大街上,“咔嚓”一刀给砍了。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算了,曹洪只是损失了长社县的土地和一个仆人。让人更没有想到的是,事后,曹操居然派那个“抓人、打人、杀人”的县令杨沛到曹洪的老巢邺城当县令。

杨沛临行前,曹操当着曹洪的面问杨沛:你想如何治理邺城?

杨沛答:臣当竭尽心力,依您的法度办事。

曹洪终于明白,曹丞相的誓言是相当不靠谱的。曹操的言下之意是,你如果再不老实,连你一起砍。自此,曹洪只得收起买田置地的心思,亲自督导邺城的奴才们关门歇业。其实,历史有时候很可笑。曹操确实是一个土匪,一个很大的土匪。正因为曹操是大土匪,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国家”。曹操禁止其他军阀圈禁流民和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流民问题。

曹操当政时天下无主、土地数不胜数,把这些土地分给流民,在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获益的情况下,个把军阀只能保留意见,社会由大乱转向大治。曹操的士兵虽然少,但大家抱有同一个信念:如果要过好日子,必须击溃袁绍。何况,作战任务并不困难——只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找到别人的粮食,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烧掉。袁绍的士兵虽多,也不过是来军队混饭吃的农民,就算能取得偶然的胜利,回去以后还不是要挨饿?

官渡之战,其胜、其败,早已一目了然。


3、曹操:要想成为霸主,必有强势经济

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一代枭雄如果获得了经济实力,就会马上征讨四方,最后统一中国。在三国历史中,事实正好相反。有能力统一中国的曹操始终隐忍不发,更加笃定地坚信毛玠提出的信条——“守位以财”,坚信只有再现“文景之治”才可能真正统一中国。

没有能力的蜀汉却搞了一个“六出祁山”,搞得蜀地国将不国。赤壁之战后十年,面对刘备、诸葛亮的不停骚扰,曹操甚至放弃了汉中,专心经营中国北方。

至此,中国北方终于建立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秩序,流民也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片栖息之地。十年,曹操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征战,而是带着流民修运河——反正流民流窜的目标是吃饱饭、活下去,有了这份公差自然也就结束了流窜。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共主持修成淮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等六条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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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大家所熟知的夏侯惇,最主要的功绩不是对抗蜀国,而是在少为人知的史实中,主持修建了太寿渠和淮阳渠。曹操修建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雏形,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此后,中原大地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贯穿黄河、淮河的扇形运河网,对后世政治、经济乃至华北平原水系的变迁,产生了几乎决定性的影响。大家想象一下,隋炀帝只是把这些运河贯穿成一条京杭大运河,就搞得全国鸡飞狗跳。在纷纷乱世,曹操启动了这么大的治水工程,史籍中对曹操修运河却无腹诽之词,这需要多么强盛的经济!

曹操消灭了袁绍、吕布等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北方,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较为良好的基础。

随着小农经济逐步恢复,曹操有能力在辖内修建运河。发达的水系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沃野良田和运输便利,商业、手工业、制造业随着农业再度繁荣,货币经济也开始再度兴盛。经历了董卓乱世,社会上流行的仍旧是无字小钱,曹操下令禁止无字小钱流通,也就是所谓的“罢之”,以国家强制力再度恢复了五铢钱的铸币标准。

其后,曹操把铸造货币的权力留给了民间,铸造货币的人也许是商人,也许是坞堡,甚至可能是小军阀。

无论铸造者是谁,只要所铸货币能在流通中得到认可,就得到官方允许。今天,曹魏五铢往往和东汉五铢钱同时出土,史学界对曹魏五铢钱的断代也就倍加着迷。

 

4、刘备、诸葛亮的经济手段还是差了点!

蜀地与中原有群山相隔,根本没受到中原战争影响。

刘备入蜀之前,史籍这样描写蜀地经济:水渠散布在田野之中,良田好像绸缎般靓丽,黍稷油油,粳稻漠漠,村落中楼宇相望、桑梓相连,好一派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刘备入蜀四十年后,史籍这样描述蜀地:男子都被拉去打仗,女子都被拉去搞后勤运输,耕地荒芜殆尽;无论君子、小人都对蜀汉心怀怨恨,黎民百姓由于害怕惩罚而不敢逃离。堂堂天府之国居然饿殍遍野,刘皇叔等一干人到底在这里做了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困难。魏、蜀、吴三国之中,唯独蜀国没有史官,根本没有留下治史的第一手资料。

让我们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说起,这一年,四处流窜的刘备时来运转。张鲁在益州(今四川)搞了个“五斗米教”,顺便起义。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感觉自己无力控制事态发展,只得向刘备求援,希望他派兵剿灭张鲁。当时,有人劝告刘璋:“刘备虽然素有仁义之名,但其实是一个比曹操还坏的枭雄。刘备如果进入益州,您能给他什么职位?如果让他做益州牧,主公您将何以自处?”刘璋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坚持借兵对付张鲁。

结果,刘备刚进益州,就跟张鲁眉来眼去,联手恶搞刘璋,两人约定事成之后奉张鲁为“汉宁王”。张鲁当然没有当上汉宁王,却被刘备忽悠到打击刘璋的第一线。刘备进入蜀地的时候已经穷到家了,普通士兵连饭都吃不饱,至于军饷是想都不用想的。

那么,刘备以什么激励自己的将士作战呢?答:抢劫!

兵临成都的时候,为了给将士一点盼头,刘备承诺攻下成都之后城内财富自己分文不取,宝物尽归将士(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

刘备的抢劫已经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不但把府库里所有的铜钱都改铸直百五铢,还强行收兑民间铜材,甚至连挂蚊帐的铜钩都被搜刮去铸造这种虚值货币了。不接受直百五铢者,杀无赦。直百五铢为刘备带来了巨额财富,《三国志》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一拨连饭都吃不饱的流寇,数月之间居然兵强马壮,这会是多么惨烈的抢劫!至于那位还在做着“汉宁王”梦的张鲁,眼巴巴地看着刘备出兵抢占成都,只得将自己经营三十多年的汉中献给曹操,以完甲之师不战降曹。 

刘备对汉中发起了攻击。汉中是蜀地门户,据说,张鲁投降曹操后,刘备很长一段时间一夜数惊,那是拼了命也要抢过去的。

当然,起兵之前刘备又铸造了一批新的直百五铢。与第一批比,这批直百五铢可以用“破、小、薄”三个字来形容,每枚八克左右,钱文也很不清晰。对刘备的攻击,曹操没有接招,他只是把汉中黎民尽数迁往长安、三辅、洛阳、邺城,然后就退出了汉中。如果说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是生存需要,那还说得过去,毕竟汉中关系到蜀汉生死存亡,值得放手一搏。刘备死后,辅政大臣诸葛亮丞相的所作所为就实在显得太不靠谱了。古代,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直接的体现。

全国十三州,魏国独占九州,人口五百七十万,还包括洛阳和长安东西两个最大的经济中心;

孙权有三州,人口二百三十万,曹丕称帝后,孙权在名义上接受了魏国“吴王”的封号; 蜀国只有益州一地,人口九十万,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也就是说,蜀汉和曹魏的军事实力是6∶1,在经济实力上蜀汉只能更差。

如果按规矩出牌,蜀汉应该避免主动出击,凭借蜀道天险被动防守。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诸葛亮居然敢先动手打人。

诸葛亮也知道“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但他还是将蜀汉全体人民绑架在这辆毫无希望的战车之上。《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率十万蜀中将士先后三次北伐,另外蜀国还有官吏四万人(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十万将士绝非蜀国全部军事力量,每十个士兵至少需要三至四个人做后勤。蜀国只有九十四万人口(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平均九人要负担一个战士,七家要负担一个官吏,还不计算后勤保障,这就是真实的蜀汉、真实的诸葛亮。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诸葛亮北伐基本靠走——十万军队要走出巴蜀古栈道,诸葛丞相如何支撑?答:继续铸钱。

1980年4月,成都市房管所重建办公楼。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办公楼的下面还埋藏着一批古代钱币窖藏和一件铜钱母范。这批铜钱就是“太平百钱”,一枚太平百钱等于一百枚五铢钱。

现代科技已经证明,最早一批太平百钱铸造于公元221~227年之间,即刘备死后至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间,此时,蜀地能铸钱的唯诸葛亮一人而已。

结论:太平百钱为诸葛亮所铸。

太平百钱是一种极其离谱的货币,离谱到根本就不能称其为钱。这种钱重0.1~1克,不但低于西汉末年的荚钱,甚至低于董卓的无字小钱,是中国历史上质量最差的铜钱之一。 也就是说,在“六出祁山”之前,诸葛丞相曾以1∶100的比例抢劫民间财富。非但如此,太平百钱和直百五铢属于并用货币,只不过直百五铢发给官吏,而收购小民财富一律用太平百钱。

后来,蜀地经济凋敝,据《三国志》记载,蜀建兴十二年、十三年(公元234、235年)蜀国再次铸币,直百五铢重量也降到两克,跟太平百钱一样成了地摊货。对这段历史,彭信威先生在那部传世的《中国货币史》中给出了一段非常搞笑的评语,思之让人忍俊不禁:“那时诸葛亮也许还没有死,他也许不赞成这种改制,但假若是在他死之前,那就是在他为北定中原鞠躬尽瘁的时候,自然把这次改制放在建兴十三年更为恰当。”

也许彭信威先生不愿意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几乎被传为神的人会在货币上大做文章,敛财程度居然与董卓不相上下。

还是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价中肯:诸葛亮身处孤绝之地,本应偏安一隅;却连年空劳师旅,实在是一个志大才疏之人,最多只适合做太平宰相。


5、孙吴铸造货币,发起三次“货币战争”

西汉末年,江南还是蛮荒之地。赤眉军祸乱天下的时候,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纷纷带领自己的族人、部曲渡江南逃,希望在这里找到一片没有战乱的土地。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扬州陆姓的祖先是春秋齐国大夫陆发,西汉末年迁入江南;一把火烧掉刘备八百里连营的陆逊就是扬州陆氏子孙;南北朝之后,陆氏子孙在唐朝还曾数次出任宰相。

这些江南豪族各有私人武装,军队控制权父子相承、兄终弟及,根本不受孙权控制。

陆逊在夷陵击溃了刘备,断然拒绝了孙权进军蜀汉的命令。对陆逊来说,他只要保住江南一隅即可,根本没有雄心壮志统一全国。

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承了兵权;陆抗死后,其子陆玄、陆景继承了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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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江南豪族,无论孙策、孙坚还是孙权,历代孙吴统治者都一点办法也没有。孙权没有能力跟江南世家争锋,只能把矛头转向江南最原始的土著居民——山越,最后,孙吴官家势力几乎消灭了江南所有的土著村落。

即便如此,孙吴经济主体仍以江南豪门为主,本地流通的主要货币是江南豪门私铸的五铢钱。至于孙权铸造的官方货币,大多流向了蜀汉和曹魏。孙吴朝廷先后三次铸钱,是名副其实的三次“货币战争”。

第一次铸币是在建安七年,赤壁之战之前,这些钱被运往了曹魏。

赤壁之战前,周瑜提醒孙权:“江南铜矿富甲天下,铸钱数量不知比曹操多多少倍,我们为何要怕曹操?”既然我们有铜矿、有铜钱,那么就从铜钱入手击溃曹操的货币体系。于是,孙权开铸“大泉五十”,大泉五十重四克,规定一枚大泉五十抵五十枚五铢钱。

孙权的这些大泉五十不是用来交换江南豪门的财富,甚至不是为了抢劫自己手下的山越。大泉五十最主要的用途是被化装成商人的士兵拉到曹操的地盘换取粮食和其他物资,试图以五十倍的力度抢劫敌人财富。孙权想得实在太简单了,一枚大泉五十根本就值不了五十枚五铢钱,您又不是北方之主,怎么可能有人听您的?

  •  结果1:大泉五十在曹魏的地盘上与五铢钱的兑换比例约为1∶1。

  • 结果2:曹魏的百姓拿到大泉五十后反而经常到孙吴地盘上来花——一枚大泉五十要抵五十枚五铢钱,这可是孙权您自己的规定。

  • 结果3:大泉五十铸行不足一年就被迫停铸,孙权不得不下令官府一旦收到大泉五十,必须回炉重铸。

孙权不但没弄到财富,反而损害了自己。

问:孙权为何不禁止粮食等物资出境?

  • 答:这确实是货币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或许孙权也想这样做,但禁止物资出境的第一个后果就会损害孙吴与北方的贸易往来。这些贸易控制在江南豪门手中,他们不可能允许孙权这样胡作非为。

第一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第二次铸币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吴蜀之战后,这些钱被运往了蜀汉。

中国有句俗语,叫作“刘备借荆州——有去无回”。实际情况则是,吕蒙刚刚消灭了盘踞在荆州的关羽,孙权就给他运来了一亿枚直百五铢,让他弄到蜀地去交换物资。此时,蜀汉的直百五铢已经减重到六至八克,孙权这批铜钱却完全按照蜀汉初年的十克标准铸造。两者相比,这批铜钱很快就成了成都的主要交易货币,给蜀汉统治造成了致命打击。

理论上,一亿枚直百五铢能换得一百亿枚蜀地五铢钱,汉代两朝官私总共才铸造了五百亿枚五铢钱,显然,一亿枚直百五铢已经足以取代蜀汉货币体系。

这段时间,诸葛亮只得下令不准民间再以铜钱作为交换媒介,蜀汉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所谓“钱既太贵,徒有虚名”。

结果:蜀汉在丢掉荆州之后,又几乎丢掉了所有财富。

第二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胜。

第三次铸币是在孙吴赤乌九年(公元246年),这些钱被运往蜀汉。诸葛亮死后,蜀汉大权落在蒋琬手中,蜀国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蒋琬执掌蜀国十二年,十二年间,蒋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孙吴骗吃骗喝。

当时,孙吴与蜀汉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曹操。蜀汉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开始,蒋琬不断派士兵化装成商人进入孙吴境内,这些人以直百五铢在孙吴境内购买粮食等物资。一枚直百五铢重量约合两枚五铢钱,由于蜀地朝廷高压,一枚直百五铢要当一百枚五铢钱花,蜀国的国家信誉也为直百五铢谋到了一些市场,一枚直百五铢在吴国大约能当十枚左右的五铢钱用,蒋琬确实捞了点实惠。

  • 结果1:得到直百五铢后,江南豪门、坞堡乃至小农,都纷纷带着赚来的直百五铢流窜到蜀汉去购买粮食。

最后,蜀汉士兵居然也加入了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至此,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已经是毫无悬念了,在千百万人求财富的梦想中,蜀汉将完败,孙吴将完胜。此时,曾火烧连营八百里的陆逊站了出来,在陆逊的主导下,孙吴对蜀汉货币战争发动了反击。你不是一枚铜钱当一百枚五铢钱吗?我就当一千枚、二千枚甚至五千枚五铢钱!嘉禾七年,孙吴开始铸造“大泉五千”、“大泉两千”、“大泉当千”几种货币。以最值钱的大泉当千为例,为八至九克,比蜀直百五铢减重一至二克,这些钱全部用来运输到蜀地换取物资!陆逊的想法是好的,陆逊的做法是坏的。建安七年那场货币战争,孙吴就是因为试图在曹魏地盘上推行自己的虚值货币才输得一干二净。现在,蜀汉已经露出了明显的败迹,陆逊居然又出此昏招。

孙吴与蜀汉比,蜀汉有着天然的优势:蜀汉可以封锁边境,因为国内没有士族高门和大商人掣肘;孙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家从来都是把孙吴皇帝的命令当废纸的。

  • 结果2:这些大泉五千、大泉两千几乎全部回流到孙吴国内——这可是孙吴的国家法定货币,最后蒋琬居然试图以这些钱购买江南豪族铁矿。陆逊的货币制度在江南豪族间引起了强烈不满,孙吴赤乌九年(公元246年),陆逊只得下令取缔大泉两千和大泉五千,已经铸行的大泉五千全部回炉重铸成“大泉一千”。在豪门大族一致反对下,陆逊也于赤乌九年被罢相,直到孙吴灭亡,官方再未推行任何铸币。

第三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在这里,我还想告诉大家,由于绝大多数大泉五千都被回炉重铸了,大泉五千成为今天极为罕见的一种铜钱。直到清代金石家刘喜海著《泉苑蔷华》,人们才见到了大泉五千的拓片,至于原钱,早就不知去向。民国年间曾出土了两枚大泉五千,江湖传闻袁克文(袁世凯的儿子)曾花巨资购买到一枚,后来,袁克文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原钱也就流失了(一说流到海外)。

至于另一枚民国出土的大泉五千,我确实见过,在现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发表于:2018-01-17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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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陵君 擅长:哲学「黑格尔」 发表于:2018-01-14 10:01 观点证

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列宁也强调这一点,他说:“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发展而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他们总是强调所有制问题,强调要消灭私有制。淡化所有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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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宣言》里,庄严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产”是指生产资料,这个“共”是指共同占有。共产主义就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同一件事情。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使命。忘记这一条,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却竭力批判消灭私有制的思想,主张私有化。他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违背了人的本性,注定是要失败的,同自私的本性相适应的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是永恒的,不可能消灭。于是他们喊出了“私有制万岁”的口号。他们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改革就是推行私有化。这种思想是那么“深入人心”,以致当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张五常在一个经济管理部门召开的干部会上介绍“改革经验”时,狂妄地叫嚷“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共产主义驳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在座的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不仅不予以反驳,相反,却把张五常的讲话结集公开出版。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岂不是咄咄怪事!真不知道这些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真心还是假意!

有人在翻译问题上做文章,说翻译翻错了,不应该译为“消灭私有制”,应该译为“扬弃私有制”,意思是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必需吸收其精华,抛弃不合理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消灭私有制?他们语焉不详了,大体上还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那一套。不过由于打着学术的旗号,还颇能唬人。对此,我国著名翻译家、理论家、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顾锦屏同志专门撰文予以批驳。他从多方面论证,译为“消灭私有制”是符合原意的,完全正确的。这些人想为私有制辩护,就说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马克思、恩格斯头上,拉大旗当虎皮,这种做法实在是令人不齿。

消灭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

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提出过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身处在封建主义制度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初现端倪的历史时代的托马斯.莫尔,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手段和残暴行径深恶痛绝,对横遭圈地之祸而颠沛流离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在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探索中,他构思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人人劳动,共同生产,共同占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丰衣足食,道德高尚,人人无忧无虑的理想王国。他在《乌托邦》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个理想王国。这本书开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先河,启迪了整整一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进一步发展了莫尔的思想,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马克思高度评价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对它在资本主义初期就洞察这个制度的弊病,預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历史趋势,天才地猜测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予以充分肯定。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但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不成熟的工人阶级的思想。他们是从人的理性出发,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出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描绘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这些主张不是建立在分析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诉诸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因而是不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同时他们找不到实现理想的力量,拒绝一切政治行动,他们总是向整个社会呼吁,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认为只要人们理解他们的思想体系,就可以建立新社会。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依据。”[2]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内容,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论证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他们不是从人的善良愿望出发来批评资本主义的罪恶,设计新社会的方案的。他们认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㸔作象征。”[3]“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4]他们是从分析资本主义实际存在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得出消灭私有制的结论的。

他们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深、经济联系的密切化,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每一件产品都不是单个工人个人的产物,而是由一群工人共同生产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供社会消费,生产上需要的物资由社会提供,各个生产单位密切联系在一起,整个国民经济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按照社会的需要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由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私有制妨碍了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的这种客观要求的实现,生产方式同占有方式发生了矛盾,生产方式起来反抗占有方式。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病的总根子。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恩格斯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间内无限制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5]马克思也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

《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所有制问题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出现一种倾向,即竭力淡化以至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意义。一时间“不问所有,只问所用”的论调颇为流行。仿佛什么公有制、私有制都是无所谓的,无关紧要,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就行了。有人主张:“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那都是虚的,不管用,把经济搞上去,才是实的。不要问姓“公”姓“私”,导致不要问姓“社”姓“资”,也就是不要问社会制度性质这样的政治问题,同时也导致经济学研究中一系列问题的失误,例如,对分配领域的问题,总的倾向是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进行研究,仅仅围绕具体分配政策做文章,这就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庸俗社会主义”倾向。然而公有制有公有制的分配方式,私有制有私有制的分配方式,离开所有制,怎么能够说得清楚分配问题呢?淡化甚至不问所有制问题,这种看法政治上是错误的,学术上是说不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淡化不得。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们不仅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人们相互之间也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不同其他人发生社会关系的孤立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离开生产关系,就不会有物质生产。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

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是多种多样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内容的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在有人占有生产资料、有人丧失生产资料的社会里,谁占有生产资料,他在生产过程中就占有优势,他可以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丧失生产资料的人剩余劳动创造的产品。这就是剥削。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人人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谁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获得收入,这就为消灭剥削奠定了基础。生产是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服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生产的目的,也决定了劳动过程中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社会的性质,从经济上说,正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离开所有制,就无法认识经济关系的本质,也就无法判断社会的性质。

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出社会革命虽然是政治行动,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说:“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7]这段话,确切地阐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8]列宁也强调这一点,他说:“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发展而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9]他们总是强调所有制问题,强调要消灭私有制。淡化所有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毫无疑问,消灭私有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实现。恩格斯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这一问题时指出,不能一下子就完全消灭私有制,“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0]一般讲,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发展又很不平衡,决定了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具有积极作用。在实际生活中,就不能完全消灭私有制,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例如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我们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私有制经济还要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但是,应该指出,第一,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绝不是因为私有制是“符合人性”的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是由生产力落后这种状况所决定的;第二,将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这一目标无需隐瞒。利用私有制,发展经济,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条件,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忘记了最终目标,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当前,围绕要不要坚持和发展公有制、逐步消灭私有制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国有经济的问题上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是坚持和发展公有制还是削弱公有制、推行私有化,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国有经济。这是好理解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0月10日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重要讲话。这一讲话一开头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还要不要?”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他接着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业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我们要从政治上看待有关国有企业问题的争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梁柱,没有国有企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是要垮塌旳。

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经济。说法不大一样,矛头指向却非常一致:改革必须消灭国有企业。各种妖魔化国有企业的言论,几乎成为舆论的主流,于是一段时间里,刮起了一股出卖国有企业的歪风,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鼓吹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企业,最坚决、最激进的,也许要算吴敬琏了。他从新自由主义出发,怎么看国有企业都不顺眼,非要彻底消灭不可。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他评价我国的改革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怎么说是最坏的时代?他说,搞了30多年的改革,结果形成了“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11]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体制?除了没有实现彻底市场化之外,就是还保留了一些国有企业。他说,要彻底地改革,必须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经济。最可恶的是他制造了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不需要有国有经济的谣言。吴敬琏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说,“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12]造谣、撒谎,连眼睛都不贬一下,这就是他的本事。我们随便翻一下《邓小平文选》,就可以看到他是在信口开河。1985年8月,在谈到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13]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讲国有经济,但谁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是国有经济。《宪法》第7条载明:“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另外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14]你不赞成国有经济,就说是你不赞成,把谣言造到邓小平身上,其人格之卑劣,可见一斑。

有一位省统计局副局长在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公开说,国有企业确实是个“怪胎”,“官不官,民不民”,而且跟私营企业争夺资源,改了那么多年,问题不断。经过多年的改革,好像国有企业减少了,但不断派生出新的国有企业,而且原来的国有企业不断做大。他认为,中国改革应该接受科斯的忠告,彻底消灭国有企业,让私营企业自由竞争。这是“最重要的”。消灭国有企业的心情,溢于言表。而且是在中央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下,公然抬出新自由主义的老祖宗科斯来论证自己的主张。要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改革的顽固劲头还真不小。

一位曾经担任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说,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恩格斯批评过,如果说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俾斯麦就是社会主义者了,因为俾斯麦主张烟草国营。他强调,说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那是“冒牌的社会主义”。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民有、民营、民享”,这新三民主义才是社会主义。他主张消灭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民营化”。这里,他是在公然歪曲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实际上要说的是,不是任何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这是有道理的。国有经济,古已有之。封建社会的国有经济,例如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那是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属于封建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总资本家,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属性,没有改变雇用和剥削工人的关系,这种国有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运用这些生产资料为人民谋福利,这时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位“经济学家”通过歪曲恩格斯的原意,为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制造舆论。其用心极其险恶。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掌握生产资料,建立国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

上面讲过,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提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即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一种客观必然性。那么,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哪个组织能够代表整个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呢?显然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阶层的总代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布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5]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国家所有制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都把国家所有制确定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依据就在这里。主张消灭国有企业,从理论上讲,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和行为。

喧嚷消灭国有经济的衮衮诸公,有的是声名显赫、社会影响颇大的“著名经济学家”,有的是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真不知道他们读到《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经济的论断,是什么心情?这不是直接打他们的脸吗!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

经常有人以我国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为根据,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不应该消灭私有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这是我国宪法上写着的。中国现在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现象。

我们读一下做出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的十三大决议吧。决议指出,我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需要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来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社会化。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生产资料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在许多地区、部门还不具备。因此,我们不能实行单一公有制,还需要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可见,私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凝固化、永恒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又有私有制经济(其中主要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分配领域,既有由公有制决定的按劳分配(这是主要的),又有由私有制决定的按要素分配(这是次要的),因而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剥削、两极分化现象;在生产目的方面,既有满足人民需要的生产,又有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经济运行中,既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一句话,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两种因素并存,相互矛盾斗争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有两种方向、两种前途。一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增大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向社会主义较高阶段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方向、前途,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里决定性的问题两种因素的力量的消长。关键是我们朝着哪个方向工作。如果听任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的主张泛滥,并付诸实践,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情景完全可能出现。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现实的危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要变化的,不可能万岁。

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显示出理想、信念的重要性。“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牢记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是远大的理想,是未来的事,但也是现实的。应该把我们的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起来,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应该都是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一步。不忘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牢记消灭私有制的使命,严格履行入党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踏踏实实地工作,《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的庄严宣告,一定能够实现。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列宁全集》,第31卷,第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列宁文稿》第1卷第7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吴敬琏、马国川:《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第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12]吴敬琏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的纪录。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293页。


发表于:2018-01-14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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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用户 擅长:自我「死磕自己多年」 发表于:2018-01-16 22:01 观点证

面对观点满天飞,错误在于我们不会判别

我们生活在焦虑之中,被各种财富自由(或者号称)者鼓动,听我的课吧,那样可以让你少奋斗若干(全凭个人喜好)年,各种为了写字赚钱的人,蛊惑着,精致生活就需要购买什么,必须要配置什么的,或者HR撰文,身为职场人士,要怎样怎样的。被各种贩卖知识的贩子恫吓,你不快点读书,你还想不想活下去了。


更糟糕的是,各种奇奇怪怪的观点在往上飘,有的人甚至喝醉酒了,随便一个观点就扔上去了,娱乐圈各种奇怪的事情,00后看不起90后,无数人喷明星,给随便一个人群,贴一个标签,就可以让他永远摘不下来,而实际上,人是多面及复杂的,各种无脑的事情,浪费了我们的时间与经历,而人们却乐此不疲。


我后来反思,这是这些发出观点的人错了吗?难道,我们可以强迫他们的言论必须绝对正确吗?普天之下,未必有这样的人吧,所有人,无论观点多么愚蠢,那是他们的自由,他们其实,不过是在营销而一,我们从营销上学习生活知识,未免太过讽刺了吧,而我们应对的自由是,我们可以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仅此而已,而是我们出了问题了,我们不会辨别真伪,辨别好坏,才导致这些玩意腐蚀了生活。


而判断力的形成,来自于吃亏,反思,学习,读书,这就是自己独立思考,独立读书,反省自己的一个重要性吧,另一方面,在于尊重事实,尊重逻辑,尊重科学,这些都表明了,学习的重要性。

发表于:2018-01-16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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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叶君 擅长:旅游推荐「喜欢出去荡的孩子」 发表于:2018-01-15 11:01 观点证

摄影 | 从拍摄到后期,你要表达什么?

拿手机里最近的三张图片做例子,型号:iPhone SE,后期:VSCO

  • 案例1. 拍摄时,我们想表达什么?

图片,对于我们绝大数人来说,是发挥记录生活的功能的,记录我们遇到的喜欢的一切,但它并不是漫无目的去拍摄,而是去表达我们的想法。

案例1的心路历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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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青岛大学路里一家咖啡店,我进去等咖啡的时候,看到一位女士在看书,画面很安静很温暖,她对面的孩子正在玩手机,两代人又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于是拍下了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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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觉得构图很难受,画面很拥挤,我尝试着站得远一些,把面前的盆栽放进去会不会好一些,如图2,然并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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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到,这个场景我拍了6张图。直到遇到图4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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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去店里看书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图4的视角,近景是一位看书的中年妇女,远处的院子里两位女孩在忙着她们的,中间有一扇窗户相连,立马拓宽了画面的层次和空间,也形成了另外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有趣对比,构图上也让人舒服了很多。

  • 案例2. 后期,我们要表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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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路,有一片的文艺的店铺、书店和工作室,每天都会迎来许多的新人在这里拍结婚照。常常,他们是按照摄影师的要求,摆出各种僵硬的“精致”姿势,姿势结束,新娘们继续回到原来的疲惫、厌烦的状态。这张图,当时正好有一辆车经过挡住了摄影师和被摄对象之间的视线,可是,这对新人反倒继续接吻,眼里饱含爱意的看着对方。我拿出手机拍下了这刻。 从原图可以看到,画面很乱,我对这张片子本来没有什么信心。后期调色的时候,我的这张片子是要表达这对新人,那么,我的一切参数都是要为他们来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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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滤镜,

滤镜强度:+5.1;

曝光度:+1.6;

对比度:+0.9;

锐度:+4.3;

饱和度:+3.6;

高光:+2.3;

色温:-3.0

每一个参数的设置都是带着目的去的。首先,滤镜的选择最重要的要考虑两点,色调的冷暖和光线要突出的主体;另外,还有两点要注意,一是先选滤镜再调曝光以及其他,因为滤镜会自带一些曝光对比度的改变,二是大多数片子的滤镜强度不要超过8,不然,你的片子就会失去真实感。画面太暗,而且SE的成像不好,所以增加了曝光度;想要突出树荫打在路面和墙上的影子,所以增加了对比度,有了这些影子可以增加画面的立体感;锐度是必不可少的,任何片子的后期都要提高锐度,还会增加图片的通透性(注意,不是清晰度);提高饱和度是为了凸显男士手中的花,花是爱情的象征,花的鲜艳程度很重要;降低高光主要是为了中间的那一小块天空和地面,曝光太大之后天空的颜色发白,这样降低一些高光,会使画面的亮白部分呈现一点淡蓝色;对比原图,色温肯定是要降低的,最大的目的是保持画面的光鲜感和通透性。

另外,后期使用了剪裁功能。剪裁的依据是将右侧的行人剪掉,将右侧没有内容的部分缩小,将主体的这对新人放在画面的三分之一处,同时把这位“渺小”的摄影师留在了对侧,扮演一个滑稽的戏份,仿佛这对新人因为爱而变得庞大了一般。这样,这张图才变得舒服了许多。

  • 案例3. 拍摄+后期的结合表达

心路历程又来。

那天青岛下雨,加上有雾,整个天都是灰色的。走到海边,远处的渔船都回了港,排成一道线,我想拍下来。无奈距离太远,加上雾茫茫的天,拍出的画面很无聊。再往前走,看到一片海滩,这样一来,海滩和远处的景象有了层次,显得舒服了很多。在当时,我用手机拍了12张,但直到第五张才拍到自己想要表达的,因为有了主体——人,一个穿绿色雨衣的男孩站在海滩中间,近景很完美;可是无奈远景的个体太小,显得单薄,最终还是选择了图6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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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镜08,

滤镜强度:+7.1;

曝光度:+1.3;(天气太暗,提高曝光;但是会让远处本身雾茫茫的天空更加发白,也只好就重避轻)

对比度:+1.3(增加岩石的立体感)

锐度:+3.7;

饱和度:+0.7;(提高岩石的鲜艳度;但太高又显得画面很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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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裁也是这张片子最厉害的地方。剪裁前,远景是栈桥和几座高楼,近景是两组人物,没有要表达的特定主题;所以考虑,将右侧的这对人物去掉,构图上,也从原来的4:3调整为3:4。剪裁后,亭子放在画面中间位置,人物主体在画面一侧接近三分之一处,呈现一种孤独深思的感觉;再仔细看,亭子后面有一艘朦胧的舰船,近处海滩上,还坐着另外一位撑着伞的女孩,那一定是他的女朋友了,却因这样的天气冻得缩在了一旁,这样,又给人更多的故事联想。

总之,现在手机功能的强大,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摄影师。但是,审美要培养,思想也要培养,愿一同进步,拍出有主题表达的片子。

以上。


发表于:2018-01-15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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